导致这一境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
从义务内容看，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确立的国家义务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义务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保障、程序保障等义务，也包括微观层面的遵守禁止过度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义务。在个人信息民事法律关系中，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并不处于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双方遵循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民法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公法原则不予适用。
并且，该条例第2条还将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家庭活动中所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排除出了调整范围。摘要: 当前的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主张将个人信息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并以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价值辐射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概念，难以确立明确有效的规则体系，价值辐射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立法机关的自由形成和法院的自由裁量，而这难免会导致对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后果。2.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主观化 对个人信息基本权加以客观化处理，并视个人信息基本权为普遍价值，目的无非是为个人信息基本权的效力辐射至个人信息保护的所有领域提供依据。创制性立法强调立法者对保护内容的自由形成，立法者对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间的权利义务设定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
[46]为消除此种疑虑，有两条具体路径值得考量。参见前引[4]，赵宏文，第3页。行政相对人更希望自身权利能够尽可能多地在各项子原则中得到保护。
这里有三个重要概念，分别是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在适用比例原则的中国情景下，我们可以发现存在法官、学者、比例原则三个行动者。(27)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法官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并未详细表明适用意义。当法官运用比例原则时，首先，其应当决定一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经济分析仍然是法学院以外的知识。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比例原则在一开始蕴涵着较为严格的教义要求，并且这种要求大多来自域外的学说，但是学界关于比例原则的探讨已经不再以批评法院适用为主流，而是更多地关注比例原则在国内的应用与转型。
因此，我们需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如何可能发生更多的互动。(30)最高人民法院在某判决书中指出，一方面，行政复议机关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每一个行动者都扮演着特定角色，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行动者们之间进行转化。例如，在宪法学中，比例原则适用于对基本权利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情形。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对法官思维路径的影响。(13)See Eric Engle,"The History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n Overview",Dartmouth Law Journal,Vol.10,No.1(Winter,2012),pp.1-11. (14)参见张翔：《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法学》2015年第2期，第11-17页。第二，本土改良方案与法官裁判的实践逻辑存在根本区别。让我们回想本土改良方案的基本主张：只要在意识上秉持位阶适用的思维，就可以在操作上不按照位阶适用比例原则。
而要实现这一通说的构建，我们就先要认识到知识社会学所研究的角色身份问题，进而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构建该通说。考虑到中国司法体制的基本特点，经济分析也并不容易被法官采用。
法官在行政审判中使用比例原则时，主要用其进行说理论证和修辞，或将其作为利益衡量的分析工具。(36)有学者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抽象式适用比例原则的案件中，最终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比例原则的案件数量占总案件量的93%。
例如，有学者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行政判决分为全阶式适用、截取式适用和抽象式适用三种类型，认为只要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教义内涵，法官就可以只选择适用其中一项子原则或不区分适用子原则。因此，法学通说能够把行动者们聚合为一个整体，把对比例原则有兴趣的学者和法官结合起来。其次，我们必须构建转译场所，也就是把行动者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相较于经济分析等其他学科知识，比例原则作为法学知识的行动者，其转译效率更高，也更容易被其他行动者接受。如果将比例原则误解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工具，就会产生诸多扩张适用的问题。进而，比例原则作为行动者，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影响着人们运用其进行推理判断。
(14)通过对子原则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宪法》已初步确立了比例原则与国家权力互动的模式。例如，有法官提出，无论怎样进行位阶适用，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在效果上都是把行政裁量转为司法裁判，这会使得法院获得排他的判断权。
(74)参见[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185页。它要求无论是行政行为的目的还是手段，都需要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将侵犯降到最低。
如上文所述，过往的比例原则知识传播的场所主要是法学院。因此，如果双方以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为共同兴趣，聚焦形成具有当代中国实践意义的法学知识，就能够重组各行动者的志趣与目标，增强网络连接的凝聚力。
对上述检索工作的进一步说明是，本文之所以将检索的文书类型限定为判决书，并不只是因为判决书是最重要的裁判文书形式，而且因为判决书的裁判理由最能体现法官的论证思路。Vgl.G.H.v.Berg,Handbuch der Deutschen Policeyrechts,2.Aufl.Hannover 1802,S.89 ff. ②BVerfGE 7,377. ③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373页。法学院在教育未来从事司法实践的法科学生时，也主要为培养日后的共同体成员作准备。(87)参见史笔、曹晟：《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与判断》，《法律适用》2016年第8期，第23-38页。
这是因为，裁判文书说理并不遵循某一学说的具体逻辑，而是以实现司法为民的司法功能为追求。由此，比例原则发展的方向就更为清晰了：学者理论工作的重点应当是与司法界共同构建通说。
学者不可能直接要求法官应用他国实践的成果，法官会依据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知识背景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再生产。(83)当比例原则不断被其他行动者在法条中找到时，接受者的直觉思维会首先依据比例原则的概念，去结合既有的规范与事实。
通过对转译兴趣与转译场所等策略的运用，由比例原则带来的知识共同体的繁荣将会呈现于法学舞台的中心。由于社会出身多种多样，局内人这一集体的内部存在种种差异，所以局内人之间并不能永远保持一致。
这一做法影响了国内广大法学院的教学实践。虽然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本土改良方案，试图使比例原则成为法官的知识来源，但是作为知识接受者的法官有其自身期待和行动策略，他们会对比例原则作出新的阐释。因此，法官的知识生产机制不会向学说教义的方向发展，而会沿着自身的裁判轨迹进行知识实践。(31)参见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诉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6号。
比例原则是源于德国警察法的概念。(90)所以，要寻求知识互动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要围绕如何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开展工作。
另一种情形是法官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工具。(83)See Richard H.Thaler and Cass R.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6-27. (84)参见王子予：《转向比例原则，还是经济分析——一般条款在视频广告屏蔽案中的适用》，载侯猛、程金华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9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79-211页。
裁判说理中的论述应当尽量避免标新立异，要保持与以往司法判决相似的说理程度。(38)参见[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